现在时间是:
欢迎光临小学教育资源网 欢迎交换链接 本站客服QQ408488389 电话02984990504 Baidu
当前位置:首 页 >> 草根文学>> 草根文学>> 文章列表

唐朝八大疑案之一:玄武门之变

作者:   发布时间:2009-08-20 15:42:38   浏览次数:3677


  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有4子1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李元吉,女为平阳公主。诸子中,元霸早年夭亡,其余3子1女,均跟随李渊,在建立唐朝一统江山的斗争中,各有建树。“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成功射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而结束,宫廷门外,两兵交战,血流成河。到底哪一方才是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呢?

  在唐初的皇位接替中,“玄武门之变”是影响极大的事件之一。唐高祖李渊的诸子中,李世民尤具雄才大略。在辅佐父亲起兵建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功勋卓著,而且随着地位和实力的与日俱增,已是势难雌伏。
 
玄武门之变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清晨,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
  随后,李渊的长子太子李建成和四子齐王李元吉从玄武门进宫面见父皇。他们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妙,立即拉转马头,准备奔回东宫。李世民拍马追上,高呼:“大哥!”李元吉举弓射击李世民,因过度紧张,三次都无法把弓拉满,箭在中途落下。李世民瞄准李建成,一箭射死。
  尉迟敬德率骑兵70人随后赶到,左右射击李元吉,李元吉从马上栽下。李世民的坐骑受到惊吓,失去控制,往树林狂奔,途中李世民被树枝钩住腰带摔倒在地,无法爬起。李元吉见状,上来夺下李世民手中的弓,一下子扼住了李世民的脖子,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飞马而来,厉声大喝住手。李元吉徒步逃命,打算逃往武德殿,尉迟敬德一路追击,最后将李元吉射死。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听到李建成死亡的消息,叹息着说:“他活着的时候,接受他的恩惠,他死之后,怎么可以逃避他的灾难!”遂跟东宫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谢叔方,率东宫、齐王府精锐部队2000人,冲向玄武门。
  秦王府将领张公谨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谢叔方军不能进入。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云麾将军敬君弘统御宫廷禁军驻守玄武门,挺身迎战太子军。他的亲信劝说:“事情到底如何,还不能预测,应该观察变化,等到大军集结,列阵再出,也不算晚。”敬君弘不接受,与内府中郎将吕世衡,嘶喊攻击,全都战死。
  玄武门的秦王军跟太子军等鏖战很久,薛万彻呼叫喧哗,声称要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秦王军大为恐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正巧,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赶到,东宫、齐王府的人见首脑已死,登时军心涣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离开长安,逃往终南山。冯立斩了敬君弘,对他的部众说:“多少可以回报太子。”也解散了手下军队,落荒而逃。
  高祖李渊对玄武门发生的事竟浑然不知,还很尽兴地在宫中“泛舟于海地(皇宫人工湖)”。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为震惊,问道:“今天作乱的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太子和齐王叛变,秦王出动军队,把二人诛杀,恐怕惊动陛下,派我前来保驾。”
  李渊对裴寂等说:“想不到今天发生这种事,应该怎么办?”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并没有参与当初的起义行动,对于帝国的建立也没有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高望重,共同设下奸谋。如今秦王既已出兵把他们扑灭,功盖过世,百姓都归心于他,陛下如果封他为太子,把朝廷交付给他,就再不会发生其他事端了。”
  李渊见事已至此,只得说:“你们说得对,这也正是我的心愿。”当时宫廷禁卫军及秦王府军,与太子宫及齐王府军仍在鏖战,尉迟敬德请求李渊下令阻止,并命各军都受秦王指挥,李渊听从。
  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宫,宣布李渊指令,战斗终于平息。李渊又命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向各将士解释疏导,遣散了他们。
  李渊召见李世民,抚摸着他的头发,安慰他说:“这些日子,我几乎犯了‘投梭’错误(注:此典故出自曾参。有人传曾参杀人,曾参的母亲相信)。”李世民跪在那里,把脸庞贴在父亲胸前,哭号不已。
  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日:“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诏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李渊退位,自为太上皇,李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
  以上是史书《资治通鉴》记录的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的详细经过,事变的结果以李世民侥幸取胜而结束。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之变”,只因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宫门喋血的起因
  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有4子1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李元吉,女为平阳公主。诸子中,元霸早年夭亡,其余3子1女,均跟随李渊,在建立唐朝一统江山的斗争中,各有建树。其中次子李世民的功业尤大。
   “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成功射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而结束,宫廷门外,两兵交战,血流成河。只是,到底哪一方才是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呢?关于这一点,有三种说法:
  (1)太子李建成心胸狭窄。此观点认为,“玄武门之变”虽然是秦王李世民策动的,但却是由李建成自己酿成的。李世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决定先发制人,主要责任在太子李建成。
  唐王朝建立后,李渊以“立嫡为长”的传统惯例,册封李建成为皇太子,立李世民为秦王,但无论是太原起兵还是真正统一全国,应数李世民的功劳最大。他智勇双全、功勋卓越、人心倾归,再加上秦王府谋士骁将,更让李世民如虎添翼,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而太子李建成心胸狭窄,妒心颇重,他自知功不如秦王高,名不如秦王大,谋臣不如秦王多,总觉得李世民的存在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便联合齐王李元吉,对李世民百般陷害、谗言挑拨、造谣中伤。
  李建成还千方百计地打击或者收买秦王府的官属,甚至用金银器帛等收买秦府将领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但都遭到了拒绝。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李建成与李元吉认为“秦王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又在李渊面前告黑状,将房、杜逐出秦王府。武德七年,李建成企图剪除秦王府猛将程知节,暗中借李渊之手,将他调为康州刺史。
  据《资治通鉴》记载,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几天,李建成趁北征突厥之际,图谋将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再除掉李世民。只是这一次阴谋泄露,未能得逞。面对李建成、李元吉咄咄逼人的气势,李世民一忍再忍。李世民的僚属们认为,只有先动手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才能“安家国”,而且矛盾的冲突己经发展到生死存亡之际,刻不容缓。在周围大臣的说服下,李世民才决定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之变”。可见,李世民之所以发动宫廷政变,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所以说,太子李建成才是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
  正史中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两件事:骑马事件和毒酒事件。
  骑马事件是指,史载突厥退兵后,李渊为了缓解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带着他们一起到城南射猎。李渊命三子骑马射箭,李建成却故意选出一匹肥壮而喜蹦的劣马让李世民骑。李世民骑着这匹马逐鹿,中途马突然仆倒,将李世民摔出于数步之外,脱险后马站起,李世民再骑,前后如此颠仆3次。他心里明白,对身边的人说:“他想借这匹马来杀害我,其实生死有命,马又怎能伤害得了我呢?”李建成听到这话,赶紧让妃嫔们向高祖捏造说:“秦王自言他有天命,自然会成为天下之主,怎么会轻易死去呢?”企图以谋反之罪置李世民于死地。
  毒酒事件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召李世民入宫宴饮,在酒里下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幸亏回府后解救及时,方保住性命。
  李世民不为兄李建成和弟李元吉所容,遭到种种倾轧,肯定是有的,但上述两件事却有许多疑点。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如何不识蹶骑劣马?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至于毒酒事件,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无可收拾的地步,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便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
  (2)这是李世民蓄谋已久的一次谋杀行动。“玄武门之变”主要是由李世民策划的。事变的发生是因为他对自己功劳与地位的心理不平衡引起的。从武德元年(618)六月挂帅出征,到武德五年(622)七月胜利班师回朝,历经4年,李世民英勇善战,征服了当时国内主要的割据势力,为建立唐王朝的统一帝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李唐王朝中无与伦比的特殊功臣,威望与日俱增。他担任尚书令之职,位居宰相,又掌握着大量军队,权力逐渐扩大,地位迅速上升。
  据说,早在平王世充时,李世民和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了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据实相告,王远知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听了,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于是坚定了当“天子”的念头。
  但是,由于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按照宗法礼仪和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皇帝的位子是轮不到他来做的。李世民要想做皇帝,就不能依靠正常的方式和途径。
  为了达到夺位的目的,李世民一方面争立战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大力网罗人才,暗中积聚力量。攻下洛阳后,李世民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如果说天策府是秦王李世民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那么文学馆实际上是李世民政治上的智囊团。文学馆中的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孔颖达、姚思廉、李玄道、许敬宗等18人被称为秦王府“十八学士”,礼遇甚隆。这18个人中,既有博学多识的知识分子,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智囊之士。后来事实证明,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天策府和文学馆的建立,标志着以秦王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这时,即使李世民不产生争夺最高权力地位的念头,他的文武功臣也不会甘居府馆,真正是“势难雌伏”了。除争立战功和网罗人才外,李世民还通过妻子长孙氏争取高祖妃嫔的支持,甚至对东宫集团心腹人物也进行收买,为其所用。玄武门是入宫必经之地,李渊自然要用最信任的武将来把守,而玄武门的值班将士常何却被李世民所收买。收买一个人,是一时之间就可以做到的吗?这说明李世民早有为皇之心,又说明他早有为皇之备。李世民积极进攻,迫不及待地利用一切机会发动攻势,贞观史籍中处处把李世民写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是悖离史实的。东宫谋士魏征“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就是因为看到秦王对太子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常劝李建成早日动手,除掉李世民。如果不是李世民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子李建成根本用不着与秦王李世民争斗,他本来就该是顺理成章的皇帝。因此,“玄武门之变”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次刺杀行动,绝不是紧急时刻不得已而为之,事变的始作俑者是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唐朝最负盛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的贞观时期,成为后世称颂的一代太平盛世,唐太宗也因此被称为一代“明主”、“英主”。但单就“玄武门之变”来看,这也不过是一场兄弟残杀、争夺皇位的普通争斗,而绝不是李世民就站在了光明的位置。
  (3)唐高祖李渊的中立态度成为双方武力冲突的导火线。据旧史记载,晋阳起兵时,李渊就对李世民说:“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这类说法,恐怕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不可能是实录。试想,在太原密谋起兵时,连胜利的前景还尚难预卜,哪里会把所谓太子废立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呢?实际上,李渊建国以后,是按照嫡长子继位制安排继承人选的,即把自己的长子也是李世民长兄的李建成立为皇太子。李世民封为秦王,是一等亲王爵。
  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长期明争暗斗的矛盾冲突中,唐高祖李渊始终采取了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李渊不希望看到儿子之间的相争,更不希望发生隋文帝杨坚时重新废立太子的事(隋文帝因为废太子杨勇改立杨广而被害于仁寿宫中)。在儿子们暗中较量的过程中,李渊总是尽可能使事态缓和。导致李世民兄弟之间不相容的因素很多,李渊的努力有时候显得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对于这样的权力之争,他当然没有治本的办法,也没能制止事端的一步步升级。
  比如秦王李世民功劳卓著时,为了满足李世民的欲望,使他不至于争夺皇太子地位,李渊别出心裁地搞了个“天策上将”的封号。而当李渊发现李世民的一些“专制”行为时,又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在武德五年,刘黑闼引突厥入侵,高祖令太子李建成前往讨伐,实是有意让太子李建成也建立军功。
  武德七年属于太子一系的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李建成单身入宫请罪,李渊怒而囚禁李建成,派李世民平定叛乱,许诺回朝后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杨文干叛乱平定后,李渊对太子李建成并没有处分,只将太子身边的谋臣王珪等人和天策府的兵曹参军杜淹贬到了远方,这让李世民感到很失望。
  李元吉曾密请杀死李世民,李渊认为没有杀他的理由,李元吉说:“秦王初平东都,在那里逗留,顾望不还,还散钱帛来树其私恩,又违反敕命,不是反又是什么?再说,只要想把他杀死,何患无辞!”李渊最终也不肯答应。
  武德九年抗击突厥时,太子李建成奏请齐王李元吉出征,并建议抽走李世民的精兵强将。李渊十分清楚这一措施所包含的真正目的,却仍然同意了太子李建成的请求。
  站在父亲的角度,李渊反对李建成、李元吉加害李世民;处于皇帝的位置,他又不愿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在觉察到李建成和李世民势不相容后,李渊甚至准备建东西两宫,土地分东西两半,让李世民“居住洛阳”,“自陕以东”由他管辖。这种办法,不仅是梦寐以求太子地位的李世民不愿接受,就是李建成、李元吉也极为不满。在他们看来,李世民如果前往洛阳,手中掌握土地城池及武装部队,以后谁都无法控制他。假如把他留在长安,不过一个孤单匹夫而已,制服他易如反掌。李世民不愿离开长安,李建成、李元吉阻止其离开长安,不言而喻,高祖缓和矛盾的措施无济于事。而且事实上,高祖这一“平衡”政策在客观上助长了李建成步步紧逼李世民的恶念,也使李世民更加坚定了以武力争夺皇位的决心。最终李渊所不希望看到的“骨肉相残”的场面,终于成了血淋淋的事实。因此,李渊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蓄谋已久的不得已而为之?
  诸多事实表明,对于夺位,李世民是蓄谋已久,但以何种形式夺位以及何时夺位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的“昆明池政变”计划的泄露,而且李渊向李世民转交了太史令傅弈“金星白昼经秦地”的密奏,有逼李世民自杀之意。
  在“玄武门之变”曝发之前,李元吉秘密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不成,于是设计诬陷尉迟敬德,李世民竭力营救,才留下一命。接着,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也遭诬陷,即将派任为康州刺史。程知节提醒李世民:“大王的四肢和翅膀,全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我愿冒死刑的危险,留在京师,请早定大计。”
  情况十分危急,李世民及其秦府僚属都深怀忧惧。李世民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答以策动政变,完全迎合李世民的心意。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认为,只有果断地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三人密谋策划,共劝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后来,房、杜被高祖逐出了秦府,长孙无忌就和舅父高士廉以及秦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继续进行策划。
  正巧,东突厥入侵唐边塞,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率各路兵马北上迎战,李渊同意。李元吉请求调用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一同出征,并挑选秦王府精锐部队,编入李元吉战斗序列。这一异常狠毒的举动,无疑是要使秦王李世民在兄弟相残的斗争中束手待毙。太子宫率更丞王晊,秘密报告李世民说:”太子告诉齐王说,‘现在,你已兼并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摆设筵席,给你饯行,就在饯行宴上,命勇士把他扑杀,告诉父亲说是急病而死,父亲不会不信。我自会命人游说父亲,把大权移交给我。尉迟敬德等既已落到你手,最好全部坑杀,谁敢不服?’”
  李世民把王晊的话告诉长孙无忌等,长孙无忌等劝李世民抢先下手。李世民犹豫不决,说:“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意思很明确,李世民不想承担骨肉相残的责任,宁愿后发制人,也不愿首先动手。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如果大王再犹豫不决,臣将窜身于草泽,不愿留在大王身边一同受死。”长孙无忌本来就主张武力解决李建成、李元吉问题,此时更是迫不及待,并威胁李世民说:“如果大王不采纳敬德的意见,不仅敬德要逃走,我也将离开大王而去。”因为的确没有任何把握,久经沙场厮杀的李世民犹豫不决,居然想用占卜来定吉凶。正巧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抓起龟壳投到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难。现在事态明白无疑,何必再用占卜?若占得不吉之卦,难道就停止发动!”李世民见他的手下也同样态度坚决,遂决心孤注一掷。
  随后,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等,房、杜二人因不知道局势的变化,回答说:“奉皇上(李渊)指令,不准再听大王(李世民)命令,今天如果私自晋见,定被处死,所以不敢接受。”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李世民大怒,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真的背叛我!”取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一下,他们如果真的不肯来,就砍下他们的人头。”由此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决!
  房玄龄、杜如晦见秦王已经破釜沉舟,自然不敢怠慢。尉迟敬德认为此刻“不宜群行在道”,于是,房玄龄、杜如晦穿道士服,跟随长孙无忌暗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另一条道至秦王府,会集于秦王府共同谋划发动政变。
  事变导因:武德九年六月初三,即政变前一天,“金星白昼经秦地”。掌管天文的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递“亲启密奏”,说:“金星出现在秦国地带,这说明秦王将坐上宝座,治理天下。”李渊立即把这份密奏交给李世民,这并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当面出示,要治他的罪。据历史学家考证,“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不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后来已成为皇帝的李世民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事情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于是,李世民立即行动,向李渊告发皇太子“淫乱后宫”,又说:“臣对于兄弟无丝毫相负,今(建成)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为什么说李建成“似为世充、建德报仇”呢?李世民无非是表白自己只是因平叛之功而被猜忌,这样就可以把相互残杀的责任全部推到李建成与李元吉的身上了。李渊闻奏,十分惊愕,让李世民先回去,约次日朝堂之上正式对鞫。
  关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已疑心其中有伪。所以,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但是,当时李世民应该肯定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的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以免不去对质就会被坐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只是,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
  这份奏章起到了“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后宫张婕妤探听到了李世民的活动,立即派人报告给李建成。李建成随即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提出:“要赶快布置好兵马,同时称病不上朝,观察一下动静再说。”李建成却认为:“怕什么,这里都是我们的军队守卫,他们能怎么样?”看来,李建成早就对京城的军事力量私自作了准备,而且以为旧属常何在玄武门值勤,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哪知常何早已被李世民收买。
  李建成没有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自以为成竹在胸,便与李元吉兴冲冲地上朝,最终喋血宫门。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种途径。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料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
  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收买玄武门守门将士,也只是为了不预之需,是最后一步棋,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是,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几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一条路虽然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成功率未必高,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李世民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等首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李世民的预料。
  这场“喋血禁门”的事变,是李世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此后,他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铺平了登上皇帝宝座的道路。


李世民胜出原因浅析
  武德五年以前,因李世民的军功卓著,秦府远比东宫和齐府神气。但是,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李世民既无新的战功,又屡遭兄弟的倾轧,秦府逐渐地处于劣势了。
  力量对比 李世民一方:以秦王府和天策将军府为基本阵营。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侯君集、长孙无忌、张公谨等。另外,秦王府有死士(敢死队)800人,加上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李世民自然形成了具有相当势力的政治集团。
  太子李建成一方:以东宫为基本阵营。有“长林兵”2000人,屯驻在东宫的长林门,谋士有魏征、王珪等。武将中虽然没有像秦王府中的顶尖人物,但是也有一批忠心武臣。而且,还有李元吉的齐王府作为联盟。
  李渊的三个儿子,各自拥兵,构成三大集团势力,即太子东宫、秦王府和齐王府。在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斗中,李元吉倒向谁,就会加强谁的力量,将呈现二比一的形势。东宫与齐府的联合势力“共倾世民”,对秦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起初,齐王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友好共事,并肩作战,并无矛盾。在平定窦建德凯旋归来时,跟随秦王李世民后面的25位大将,领头的就是齐王李元吉,可见李世民对李元吉的器重。变化的关键在于武德五年底,李元吉跟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然后很快就被拉拢过去了。
  那么,齐王李元吉为什么会倒向李建成一边去?旧史上是这样解释的:“元吉见秦王有大功,每怀妒害。”又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根据这些记载,齐王李元吉是有政治野心的,他不甘心居于人下,梦想着成为太子进而成为皇帝。但他又清楚地认识到,就功绩和威望而言,他与两兄长相比简直就是望尘莫及,只要太子和秦王存在,他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况且自己又不为其父高祖所喜爱。
  既然如此,他就必须耍点手腕,打好自己的如意算盘:首先联合太子李建成除掉“眼中钉”秦王李世民,然后再和太子较量。对付仁厚的太子李建成,取胜的把握会大一点,所以当有人煽动他说“元吉”二字合起来就是个“唐”字时,他不禁有些得意忘形,认为只要除掉李世民,夺得皇位就易如反掌了。
  但史学家们却对旧史里的这些记载表示怀疑,他们认为齐王李元吉论其武功威望,不但不能与秦正相提并论,与太子相比亦逊色甚远,根本没有取得继承权的可能。如果他嫉妒李世民“有大功”,为什么不嫉妒李建成呢?何况齐府的力量与东宫、秦府任何一方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怎么敢说“取东宫如反掌耳”呢?况且,李元吉其人有勇无谋,骄侈狂躁,很难说他有先除秦王李世民而后除太子的深谋远虑。
  事实上,李元吉之所以完全倒向太子李建成一方,其真正原因挖掘出来不外乎以下两点:首先,李元吉勇猛有力,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立过战功,然而,他骄逸放纵,名声欠佳,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当他目睹兄长们争斗的公开化,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地位。他欲借机依靠一方以事攀援,从而争取为自己谋取一个更好的政治地位。他把太子与秦王做了个比较,认为李建成以嫡长子而立为太子,名正言顺,秦王府虽然骁将精卒,但东宫与齐府联合较量秦王府,他们在力量上处于绝对优势,所以李元吉把赌注下在太子一边觉得把握大一些。
  其次,李建成“性宽简”,兄弟间关系比较容易相处。史书就有齐王李元吉欲刺杀秦王李世民,而太子性颇“仁厚”,“遽止之”的记载,李建成顾及兄弟亲情,对政敌不到万不得已,不忍心下毒手,看来,他的确是个仁厚又容易相处的人。而李世民执法严格,李元吉本人放纵狂躁,“性好畋猎”。而且在刘武周攻太原时又有弃城私逃的不光彩记录,他感觉如果李世民继位,自己很难为所欲为,在李建成手下当齐王则要悠闲自在得多。
  齐王李元吉曾趁李世民随李渊来齐府之际,派出刺客暗杀李世民,这说明李元吉已经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李建成一方。
  朝臣态度 李建成是皇太子,每当李渊外出时,总是由他留守京师。妃嫔、大臣以及各地都督,依附于东宫的相对多些,因此东宫在京城的势力颇为雄厚。他甚至扬言:让秦王“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这话难免有点自我吹捧,但是,李世民在京师处于不利的地位,则是事实。
  朝廷官员基本上倾向皇太子。唐高祖最宠信的宰相裴寂公开支持太子;宇文士及、萧瑀、陈叔达等虽然倾向于秦王李世民,但是也不能公开支持。而有的则首鼠两端,如大臣封德彝,“潜持两端,阴附建成”。
  据史书记载,在事变前,李世民曾经向李靖和李世勣征求意见,二人均以无可奉告推辞。李靖、李世勣在唐初历史上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李靖在统一长江中下游及江南一带战功卓著,颇受朝中注目,又以其对兵法的娴熟和军事指挥才能的高超称誉朝野;李世勣跟随秦王李世民征讨窦建德、王世充,追击刘黑闼、徐圆朗,建立了赫赫战功,在朝廷中声誉极高。但是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都是郁郁不得志。而秦王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
  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 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这也反映出李世民的处境十分不妙。
  后宫力量 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窦氏所生,这时生母已死。李渊晚年多内宠,妃嫔成群,自然而然地成为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政治权力的筹码之一。其中张婕妤和尹德妃最受李渊宠爱,太子李建成常驻京城,善于利用自己的太子地位与之结交。尹德妃、张婕妤因皇太子“慈厚”,也和他来往密切,替他在李渊面前卖乖。
  据旧史记载,二妃因李世民不肯曲意逢迎她们,于是不遗余力地在李渊面前诋毁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侍宴宫中,因感慨生母早亡,不能见到后来的情况,不禁流下眼泪来,高祖看见后不大高兴,二妃乘机进谗说:“现在天下无事,皇上年龄己大,正应该好好享乐,而秦王却流泪,肯定是憎恨我们这些人。您老人家一旦万岁以后,秦王还能容得下我们母子?肯定会把我们都害了!”并痛哭流涕,说:“皇太子仁孝,陛下如果能将我们托付于太子,太子一定能保全我们!”高祖听了,自然越发对李世民不满,对李建成有了好感。
  其实,张婕妤和尹德妃憎恨李世民,那是因为她们和秦王有过矛盾。关于秦王李世民与尹德妃的矛盾,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尹德妃的父亲叫尹阿鼠,是个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的家伙,许多人都吃过他的苦头。一天,李世民的部属杜如晦经过尹阿鼠家门前没有下马,尹阿鼠的家仆便一拥而上,把杜如晦从马上拉下来,又拳打脚踢一通,嘴里还不住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经过我们府前不下马?”后来,尹阿鼠怕这件事高祖知道后会怪罪下来,便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办法,让德妃禀奏高祖说:“秦王左右的人非常凶暴,他们竟敢欺负我年迈的父亲。”高祖听后大怒,没有进行调查,就把李世民召进宫中痛斥说:“你的属下竟敢欺负我嫔妃的父亲,对一般百姓,还不知多么跋扈呢!”根本不听李世民解释。如此一来,尹德妃便与秦王李世民结成势不两立的冤家。
  至于李世民与张婕妤的矛盾,则在武德初年就已结下了。李世民当陕东道行台时,高祖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管辖区内事务。李世民便将辖区内一块田地赐给作战有功的淮安王李神通,正巧张婕妤也为父亲求取这块田地,高祖下诏书把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但李神通表示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出来,这下惹恼了张婕妤。一天夜里张婕妤陪侍,她乘机向高祖李渊进谗言:“您赏给我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大怒,第二天他召见李世民,斥责说:“我的手诏不管事,你的指令下面州县就能执行,这成何体统?”高祖还叫着李世民的小名,对大臣裴寂说:“这孩子常在外边带兵,已经形成了专制作风,全是让那些谋士给教坏的,真不像我过去的那个儿子。”可见,由于张婕妤的挑拨,高祖对李世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如此说来,高祖的宠妃尹、张二人与秦王的矛盾是异常尖锐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她们痛恨李世民,从而在高祖面前吹捧太子,败坏秦王是很自然的事。
  至于李世民,是否像《高祖实录》里所说的“参请妃媛,素所不行”,从不奉承后宫诸妃呢?肯定不是这样。武德七年六月,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这大概也是事实。李世民带兵攻城掠地,必定获众多金宝,用来贿赂高祖妃嫔也是很可能的事。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更是亲自出面活动,侍奉高祖,克尽孝道,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对于诸妃嫔,更是屈节承顺,极力陈说秦王的好处,争取她们的支持。因为长孙氏的活动,李世民“甚有内助”,也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效果显然不能和太子比肩抗衡。
  临战对比 有人曾仔细地统计了一下秦王府参加事变的实际人数。据《旧唐书》:“六月初四,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优于玄武门以俟变。”又:“六月初四,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从这两条可看出,杀李建成、李元吉时的实际操作人数应该在80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李世民在内(如不是尉迟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而东宫却有精兵2000人,所以有人甚至说“玄武门之变”是一次谋杀,而不是一次战斗。从李世民要亲自参与斯杀这一侧面也反映出人数之少。
  尽管双方实力悬殊很大,但事变的结果出人意料。处于劣势的秦王李世民怎么可能会击败优势重重的太子李建成呢?仔细挖掘史实,不难看出,秦王李世民拥有出奇制胜的法宝武器,秦王府是胜在斗争策略及人才质量上。
  (1)秦王李世民挖墙角有方。双方在争夺中,都明白各自的实力大小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努力扩大自己的人才实力的同时,都千方百计挖对方的“墙脚”,以削弱对方势力。但两人收买的对象与策略却完全不同。
  太子李建成的目光紧盯着的是李世民的铁杆心腹。李建成曾密函致李世民的骁将尉迟敬德,表示争取之意,并赠金银器物一车,但尉迟敬德不为所动。后来李建成又以金帛引诱李世民的勇将段志玄,也未成功。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
  李世民与太子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主要从太子集团的中下层人员中下手,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像李建成手下将领常何以及太子率更丞王晊等,地位不高,但是职务重要。前者就在李世民发动兵变的当天驻守玄武门,后者可以在东宫自由出入活动,能够及时得到很多机密情报——王晊后来及时向李世民透露李建成的昆明池计划。在这点上,李世民占据了一定优势,也为他的兵变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
  (2)秦王李世民拥有一批为他尽死力、知机识变的将士。军事实力除对拼兵力之外,武将谋臣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李世民的秦王府人才济济,幕下的将佐文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秦王尽死力,听从他一人指挥。他们团结一致,为秦王出谋划策,有这样的团体投入战斗,当然易于取胜。史称“自隋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那样忠心耿耿的良臣谋士;像尉迟敬德、段志玄那样不为重金所动摇的骁雄勇将;像程知节那样敢抗帝意不离秦府的忠良之士,他们集中在秦王周围为他殊死而斗,必然使得战斗力大增。
  在“玄武门之变”当天,当东宫、齐王府精兵结阵猛烈攻打玄武门时,玄武门屯营将领敬君弘为李世民一党英勇赴死;素有勇力的张公谨闭关死守,拼命将敌兵却之于外;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则亲自前来慰勉将士,其舅高士廉释放了一批囚犯并授予他们兵甲赶来助阵。而当东宫、齐王府士兵欲攻入秦王府时,尉迟敬德及时提李建成、李元吉首级示众,成功瓦解敌方斗志,缓解了紧张局势。危急关头,秦王府将士表现的“知机识变”,无疑为赢取全局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而太子李建成手下虽有魏征、王珪等杰出谋士,但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绌的。齐王李元吉曾在驻守太原时经常游猎,蹂践百姓谷稼,行为放纵,后来又在刘武周南下时弃城私逃,他的所作所为大概很难吸引有才之士为他效命。东宫幕府的太子率更丞王晊为李世民所收买,致使昆明池政变未遂,可见,在东宫效力的有些人并不真心为太子李建成卖命。
  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是只与李元吉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开诚布公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3)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唐初的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它是保卫皇宫的禁卫军驻扎重地,也是出入内宫必经之地,有坚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据史学家研究,玄武门在唐代历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无论是哪一方,只要能够占领这个宫门,就很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进而夺取胜利。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成功的李世民,当然也不能例外。
  玄武门卫队首领常何早就被李世民收买拉拢,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使秦王府的军队顺利埋伏于玄武门,而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自以为玄武门是自己一方人把守,心无疑虑,结果弄得措手不及,以至于丧命。李建成、李元吉死后,东宫与齐府精兵2000人结阵猛攻玄武门,张公谨见对方人多势大,遂关闭宫门拒守,东宫兵猛攻不下。掌握北门屯兵的将军敬君弘与吕世衡是秦王李世民事先收买的心腹,当太子党羽冯立、谢叔方等攻宫门时,他们挺身出战,英勇无比,双方激战了很长时间,宫门一时难以攻破。其实,就当时兵力而言,东宫与齐府加在一块,恐怕是占尽了优势,所以李世民发动政变前,高士廉竟“释系囚,授以兵甲”,用来补充秦府兵力;双方交战后,李建成、李元吉的军队“兵锋甚盛”,秦府“将士大惧”、“师不振”,但在秦府僚属的全力抗击下,玄武门始终掌握在秦王李世民手中,这才转弱为强,最终取胜。
  (4)李世民获胜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在武德后期,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抢先动手,预先伏兵,首先发难,让李建成、李元吉没有丝毫的防备,终致死亡。东宫与齐府的将士看到自己的主子已死,便无斗志,纷纷溃散。此外,李世民能够主动挟持高祖下敕,这对涣散敌军起了明显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秦府兵力不足的弱点。
  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其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朝中大臣、后宫妃嫔的支持,并且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在长安,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正因为他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分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露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
  此外,这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久处安乐顺境,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和积极进取的雄心。这与长期转战各地,驰骋沙场、深入民间接触下层的李世民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魏征在武德五年底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一个东宫谋士的分析,确实反映了李世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根据立贤的原则,太子由李世民来当,无疑是更加理想,历史恰恰也证明了这一点。

篡改历史
  前面说过,“玄武门之变”前,东宫联合齐府,居于优势。他们不仅在京城里拥有众多党羽精兵,地方上也有不少支持力量。
  安抚兵将 六月初四以后,东宫、齐府余党纷纷逃亡,分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潜伏。太子李建成在山东的亲信、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和领天节将军镇泾州的燕郡王罗艺都握有重兵,伺机而动,随时都可能与长安附近的两府残余势力里应外合,发动武力叛乱,这严重威胁着秦王的统治。
  对于东宫和齐府的敌对势力,李世民最初实行的是高压政策。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斩首,同时开除皇家户籍。秦王府诸将建议秦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乘势将李建成、李元吉部下百余人全部诛杀,并“籍没其家”,许多人甚至到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及兵将,争相捕杀邀功,使得东宫、齐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矛盾异常尖锐。
  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的尉迟敬德,此时却极力反对滥杀无辜,他劝告李世民说:“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熬已经诛杀,如果扩大打击面,则无法使社会安定。”李世民深感其言,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笼络人心,以消除宫、府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于是,他一方面下令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一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一无所向。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正处分。”
  在李世民安抚政策的感召下,逃散在长安附近的宫府兵将,都自动放下武器,向朝廷投降,有些人则销声匿迹,不再参与谋反活动。但对至死不悔者如李瑗、李艺等人,李世民不再手下留情,而是迅速地消除隐患。
  李世民为了稳定人心,消除“玄武门之变”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在即位不久,即武德九年十月,下令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日“隐”,按照《谥法》:“隐拂不成日隐。”又封李元吉为海陵王,谥曰“救”,按照《谥法》:“暴戾无亲曰敕。”并以王礼改葬。这样做,既可以申明“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能表明唐太宗的仁爱之心。以礼改葬那一天,唐太宗在千秋殿西边宜秋门痛哭致哀,又遂命原东宫、齐王府全部僚属前去送葬。不久,又以皇子赵王李福为李建成后嗣,以示不绝烟火之意。这一做法对于重视家族延续的古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缓解了本来十分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之间的尖锐矛盾,争取了多数,稳定了人心。
  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例如召回流放于州的东宫官属王珪、韦挺,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做身边的顾问。原太子洗马魏征的例子尤其突出。“玄武门之变”不久,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李世民严厉责问魏征:“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呢?”在场官员个个危惧不已。魏征慷慨自若,从容对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一听,转怒为喜,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步步高升。贞观六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唐太宗满怀喜悦的心情说:“魏征过去是我的仇人,而现在却尽心为我办事,实在是难能可贵。肤能提拔他,何惭古烈?”这是何等的“弃怨用才”的雄豪气度。
  总而言之,唐太宗以其杰出政治家的风度与气魄,妥善地处理了“喋血禁门”所留下的问题。史称,“玄武门之变”发生后,想要谋害唐太宗的太子齐王党人成百上千,但经过唐太宗的努力,“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
  修改历史 在唐太宗对“玄武门之变”所进行的善后处理工作中,有一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修改历史。
  唐太宗是一个非常在乎自己名声的人。有人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
  “玄武门之变”前,当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时,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世民犹未决,众日:“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众人向李世民讲述的是传说时代的明君舜和舜的父亲的故事。据说舜的父亲瞽瞍对舜很厌恶,千方百计想要害死他。瞽瞍命舜去浚井,不等舜从井底出来,就把井口封住了;又命舜去修理粮仓,却抽去阶梯并放火,企图烧死他。谁知舜却想方设法活了下来,不愿遵父命而去死。《孔子家语》中评价说:“舜事瞽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所以舜的行为仍不失孝悌之道,被尊奉为万世帝王之表。
  瞽瞍与舜是父子关系,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如此说来,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前彷惶犹豫,根本不是顾忌承担杀兄诛弟的重大责任,而是考虑发动政变后,对李渊的处理感到棘手。因为李世民发动政变的目的并不仅是简单的夺谋太子之位,还要不动声色地迫使父亲退位,否则取得的胜利就显得很单薄,不牢固。但要对付自己的父亲,难免会出现闹翻的僵局,在十分重视孝道的唐朝,弄不好会被骂为大逆不道。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却犹豫不决正说明了他十分重视公认道德。反倒是隋炀帝杨广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对于讲究名声的唐太宗来说,不亲自确定下来对于“玄武门之变”历史记载的口径与调子,终究是个不能安心的事,所以登基以后,他对于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实录等官方文件很关心。但是有史以来,这些文件是不允许当代帝王看的。太宗心里一直很不踏实,多次动心思想看一看。最初,他对担任史官的褚遂良旁敲侧击,但遭到谢绝。他还问:“肤有不善,你也记吗?”褚遂良回答:“臣职责所在,不敢不记。”旁边有人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也能记得啊!”到了贞观十七年(643),他又对房玄龄旧话重提:“前世史官所记,皆不让人主观看,到底是为什么?”房玄龄依旧是用惯例回答,也是不答应。太宗很有耐心地说:“既然如此,就更应当看了。若见到善举,就可以继续发扬光大,若是见到恶行,就能够引以为戒啊!”房玄龄毕竟是他的亲信,也是直接参与政变的当事人,在太宗的坚持下,立即将删定之后的高祖和今上(即贞观)实录送上。太宗看到记录六月初四(即“玄武门之变”)时用词含混,语多微隐,马上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而安周室,季友鸩叔牙以存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肤之所为,义同此类。史官的记录又何必有什么避讳呢?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意思是,伏杀兄弟是正义的事情,而不是出于争权夺利。终于把这件事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了调子之后,太宗才算放下心来。
  因此,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李建成与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李世民则尽量粉饰。直至五代,刘呴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史臣赞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唐太宗),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所谓“直书其事”,其实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
 
李建成的真实面目
  历史总是尽可能地为胜利者添花增色,“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是最终的胜利者,所以,由他的史臣房玄龄等人编撰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中难免会出现“抑建成扬世民”的倾向。
  在旧史中,李建成是阴险狡诈、好色贪功的纨绔子弟,但真实的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在宫廷政变中失败的李建成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他同弟弟李世民一样,是父亲李渊的左膀右臂。
  建唐功臣 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协谋者和组织者。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一共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太原,由他自己和李世民共同组织;另一个则是河东,由李建成独立进行活动。河东是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要地,李渊让李建成以照顾家属为名,暗中在河东联合各路英雄豪杰,并且让当地很有名望的人物协助他,以掩盖他的活动。而李建成也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在当地倾其所有赈济百姓,广泛结交,招揽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便以礼相待,真诚相交,因此河东人士都争相加入起义军的行列。李建成的出色表现无疑为起义军积聚了强大的力量。当李建成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李渊非常高兴,并且让他担负统领军队的重任。
  李建成也是建唐军事战争的指挥者。从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李建成始终是领兵的主将,任左军统帅。李渊反隋的战役首先在西河打响。西河靠近太原,是唐军进入关中的第一关口,李渊很看重西河之战,认为它的胜利与否,将决定自己霸业的成败。为此,他把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迅速夺取西河,在战斗之前,李建成进行了认真周密的部署:他制定严格的军法,整顿军纪,并且亲自查看西河地形,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的行为使唐军将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于是军心大振。在战场上,唐军士兵个个奋勇杀敌,仅用了九天的时间便攻克了西河。李建成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
  有史学家认为,自义旗初举,至攻克京师,李建成与李世民功绩相当。西河之克,固由二人之力;京师之克,则李建成所部更有先登之功,在围攻长安时,第一个攻上城墙的雷永吉就是李建成的部属。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长安之战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撅不得不顾忌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为稳固太原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朝统一战争中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刘黑闼。刘黑闼曾经是窦建德的部将,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河北起兵反抗李渊。李渊先后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征讨,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由于他们战后在当地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民心不稳,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武德五年,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浩大,很快又夺取故地。李建成在魏征、王珪的建议下,请令征讨。他深切地体会到,历经隋末战乱的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安定,于是接受魏征的建议,改变以往的高压政策,对当地百姓进行安抚。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放的士兵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举措不仅争取了了民心,而且还起到了瓦解斗志的作用。结果刘黑闼的部队很快就解散了,刘黑闼本人也被唐军擒获,河北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李建成又在武德五年、六年和七年多次防御突厥。这些战争的胜利,为唐初社会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李建成没有李世民参加的战斗次数多,这是因为他位为储君,要协助皇帝处理一些政务,不能经常率兵出征驰骋沙场,所以军功不及李世民显赫。但是,他为唐军建立了稳固可靠的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例如对突厥的战争虽主要是由李世民领兵进行的,然而这些战役的胜利同李建成防御突厥、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建成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实力远远大于李世民,特别是他在长安地区获得的巨大成功,更是李世民所望尘莫及的。
  人品颇好 李建成的人品也不亚于其弟。从历史史料来看,他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礼贤下士,很多有才干的人,如魏征、王珪等都曾甘心为李建成效力,他也能够从谏如流。李建成与皇亲国戚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据史载,李元吉曾不止一次要亲自动手削灭李世民,但李建成对其加以阻止,多少反映出李建成本性中尚有厚道的一面。
  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是李建成被推上“淫乱后宫”的罪名。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宋代学者司马光对《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中一些污蔑李建成的记载颇多怀疑,认为“太子建成虽颇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因此,对李建成淫乱后宫也持怀疑态度,说“官禁深地,莫能明也”。 其实,尹、张二妃之所以在高祖面前说尽李建成的好话,是因为她们两人的亲戚被安置在东宫任职,受到
李建成很好的关照,况且她们都曾与秦王有很深的矛盾,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她们憎恨李世民,这一点毫无疑问。史臣们对失败着造谣中伤的事比比皆是,这种记载并没有多少真实性,说太子李建成“淫乱后宫”很可能是虚构之词。
  封建史臣在史书中如此大肆张扬李建成与高祖妃嫔的关系,无非是表明李建成是个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他只能用不正当手段在后宫中施展伎俩,寻求政治保障。岂不知,用过于夸张和虚构的方式诋毁一个人,很容易漏洞百出。
 
杀弟夺妻之说
  在“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许多男性亲属都被处死,女眷则收入宫中。其中,有一名独特的女子,她就是齐王李元吉的妃子杨氏。在野史中,杨氏与唐太宗李世民还有一段恋情。关于这段恋情,野史是这样叙述的: 
 
    齐王李元吉的妃子杨氏,是长安教坊的一个舞妓。据说她冰雪聪明,眼眸顾盼间摇人心旌,且知书识字,能吟诗作赋,后被李元吉收为妃子,十分受宠。杨氏生得体态风流、性情柔媚,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在唐室王妃中最为美艳。杨妃的美貌,任何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动心,纵是李世民也不例外。
  与李世民伟岸的外貌、宽厚稳重的性格恰好相反,齐王李元吉是个相貌粗陋、性格阴险狡诈的人。成婚前,他利用自己的家世地位,再加上花言巧语,千方百计地把杨氏骗到手,婚后不久他开始对妻子的美貌习以为常,于是又在外面猎艳调情,把如花似玉的娇妻冷落在空房。生性多情的杨氏心里感到十分委屈,不禁悲叹自己的命运,惋惜虚度的芳华。
  每当李世民趁战争的短暂空隙返回京城觐见父王时,他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常常巧立名目,邀请李世民一同吃喝玩乐,作为慰劳。李世民不好总是推辞,也就欣然应邀前往。在一个暖阳融融的春日,三兄弟各自携带家小一同到京城近郊的山坡上嬉游赏春。春风拂面,空气清新,大家驰马原野,追逐嬉戏。李世民的心情也特别爽朗,他策马扬鞭,向远方的山脚下飞驰而去。开始还有几骑人马追随着他,渐渐地都落后散开了,待到了山地的树林里,他回头一看,远远地只有一骑跟了上来,他感到十分快活。等那匹马跑近一看,居然是他的弟媳齐王妃杨氏,他甚觉惊讶。
  马上的人儿因为追得太紧,显然体力早已透支,只见她娇喘吁吁,脸色绯红,发髻和衣衫都有几分散乱。李世民赶紧扶她下马,齐王妃脚下一软,趁势倒存了李世民的怀中,李世民一时不知所措。实际上,他对这位娇柔妩媚的弟媳早就有几分留心,尤其是每次欢宴中,独有她浅笑中微露出一丝忧郁,李世民见了不免产生些怜香惜玉的念头,他也知道一些他们夫妻不睦的情况。
  齐王妃斜倚在李世民怀中,一个是千般怜爱,一个是万种柔情,两个人终于紧紧拥抱在一起,齐王妃与李世民的情缘就在这片春天的绿树林中萌生了。从此以后,只要李世民回朝,总是想办法接近齐王妃。正好李元吉整日纵情声色,夜不归宿,给李世民与齐王妃的私情提供了不少机会,这种婚外之情,充满了新奇与刺激,令李世民与齐王妃都沉醉不已。
  后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一举杀死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年方23岁的齐王妃,亲眼目睹自己的丈夫和一子一女惨死在亲人刀下,鲜血淋漓的惨状深深印进了她的脑海。按照旧制,已成寡妇的齐王妃将被收入宫中。当齐王妃被带到李世民面前时,她仿佛看到眼前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杀人魔王,无论如何,她也无法接受这个昔日的情人,于是声嘶力竭地要求赐她一死。李世民把她安置在太子府中,好言相劝,并命妻子长孙氏耐心地予以开导,杨氏激愤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最后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成了秦王李世民的侧妃。
  杨氏虽然接受了做李世民侧妃的事实,但心中的热情却再也难以唤回。李世民对她越是百般殷勤,她就越觉得虚伪和贪婪,整日衣妆不理,一副懒散无神的表情,这样却更引起了李世民的心疼和怜爱。为了博取杨氏的欢心,贵为大唐天子的李世民,不惜打破自己勤俭治国的原则,悉心搜罗天下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赏赐给她,杨氏居然连正眼也不瞧一下。
  有一天,杨氏对太宗李世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够恢复她前夫李元吉的爵位和太子李建成的封号。对太宗而言,这样做无疑是否定自己过去的行为,等于打自己一巴掌。但是太宗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立即付诸行动,这一半是为了取悦杨氏,一半也是为了追念兄弟骨肉之情。从此,杨氏一改旧态,逐渐回复到以前的模样,对唐太宗施以柔情和娇媚,有时甚至自我麻醉一般地放浪形骸,整日陪着唐太宗歌舞宴饮,轻歌曼舞,媚态勾人,或吟诵着南朝的艳曲,撩拨得唐太宗心摇神迷。
  贞观十年,杨氏为唐太宗生下一子,取名李明,唐太宗立杨氏为贵妃,并为他们母子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自己一有时间就腻在那里,与杨氏母子一同取乐。贤淑温婉的长孙皇后见太宗似乎淡忘了兴业大志,便出面劝阻太宗稍事收敛,却引起了太宗不满,甚至准备废后和废太子。幸好有谏议大夫魏征极力反对,此事才作罢。这时,有人向唐太宗进言,说杨氏之所以极力取悦陛下,是因为她思念丈夫,想伺机杀害陛下,好为死去的丈夫和子女报仇。唐太宗对此丝毫没有顾虑,他认为杨氏原本就不忠于齐王,早在她做齐王妃时,就已经移情别恋,死心塌地地爱上自已,岂有杀害情郎为怨夫报仇的道理?
  其实,杨氏最早的确是如痴如狂地爱着充满英雄色彩的李世民,但是“玄武门之变”以后,由于丈夫和孩子的惨死,她对李世民是又爱又恨,内心充满了悔恨和耻辱。因此,她在为丈夫讨得一点名分作为补偿后,就索性放纵自己、麻痹自己。如此,她根本无心谋害唐太宗了。后来,在长孙皇后的同意下,将李明过继到齐王李元吉名下。
  在野史中,原齐王李元吉的妃子杨氏颇得唐太宗宠爱。但在新旧《唐书》后妃传里没有杨妃的位置,只在叙述她生的儿子曹王明列传里捎带提了一句。据《新唐书》:“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魏征谏曰:‘陛下不可以辰赢自累。’乃止。贞观二十一年,始王曹,累为都督、刺史。高宗诏出后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贤事,降王零陵,徒黔州。都督谢佑逼杀之,帝闻,悼甚,黔官吏皆坐免。”又《旧唐书》:“诏令继巢刺王元吉后。”太宗将曹王明过继给已死的齐王李元吉当儿子,而且最后被地方官杀死,可能那时杨妃己经失宠。
  李唐王室源流出于胡人,如唐高祖李渊之母为独孤氏,唐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唐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人,而非汉族。唐太宗身上有四分之三的胡族血统,在婚姻观念上深受胡族风俗的影响,因此收弟媳为妃这种在汉族人看来是闺门失礼的事,在李唐王室看来却不以为异。
 









请填写详细信息发表评论
评论名字:
电子邮件:
评论内容:
验证字码: 验证码

Copyright ©2015    小学教育资源网 All Right Reserved.

Powered by LingCms 版权所有 © 2005-2015 Lingd.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