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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唐朝八大疑案之七:杨贵妃与安禄山关系之谜

作者:   发布时间:2009-10-26 11:28:44   浏览次数:2853

 


  治史严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安禄山能自由出入后宫禁院,无所顾忌,猥亵嫔妃,还时时与贵妃同食,甚至彻夜未归。杨贵妃备受唐玄宗宠爱之时,也正是安禄山甚为玄宗宠信之时,杨贵妃倾国姿色,政治野心家安禄山焉能没有贪色之欲呢?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杨贵妃在安禄山生日时欢天喜地,又常与安禄山“对食”,表现非常亲热,可见,杨贵妃是喜欢安禄山的。从两人的心态分析,发生罗曼史的可能性似乎很大。
  杨贵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是唐玄
宗的爱妃。在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她随同唐玄宗逃出京城,在陕西马嵬坡,为争夺权力,军队发生兵变,杨贵妃因此丧命,她的悲剧令人叹息。近几年,涉及杨贵妃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有不少。广大的读者、观众对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执著的爱情,深表理解与同情,而对所传杨贵妃与安禄山有过暖昧的关系感到迷惑。这两个人,一个是唐玄宗的宠妃,一个是唐玄宗的宠臣,是否曾经有过一段罗曼史呢?
 
从寿王妃到杨贵妃


  杨贵妃,名玉环,号太真,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杨玉环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没有衣食之忧,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
  寿王之妻 杨玉环16岁时嫁给了唐玄宗与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李瑁非常宠爱这个年轻美丽的妻子,杨玉环喜爱乐舞,寿王便专门请王府中的著名乐工教习。杨玉环的风姿与温婉不但赢得了寿王的百般欢宠,也赢得了公公唐玄宗和婆婆武惠妃的欢心。当初,杨玉环被册立为王妃时,玄宗以父皇的身份接受过小两口的叩拜,玄宗曾在婚诏中称赞她“含章秀出”。武惠妃常常召杨玉环入宫和她做伴,赐予她许多珍宝。武惠妃当时有中宫皇后之实,有她的庇护,虽然宫中皇储斗争十分尖锐,玉环与寿王却依然能沐浴在安适悠闲的小家庭生活中。
  唐玄宗是唐朝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同时也是个很风流的皇帝。也许是应了“自古帝王皆好色”之说吧,唐玄宗妻妄成群,在所有的女人当中,玄宗独宠武惠妃。不幸的是,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暴病身亡,这使得唐玄宗伤感不已,他感到极度空虚,经高力士的提醒,他想起了儿媳杨玉环。
  高力士最初留意杨玉环,是觉得杨玉环的许多地方都与逝去的武惠妃颇为相似。待说与唐玄宗后,玄宗也渐渐回想起几次相见的情景,杨玉环这个姿色冠绝当代的儿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开元二十五年十月,玄宗与武惠妃率皇族驾幸骊山温泉,杨玉环恰好独自骑马出游,玄宗在高台上看见,便召她入暖阁共同进餐。这次小范围的觐见,似乎隐隐在玄宗心底留下点什么。是惆怅?是遗憾?或者是其他?总之,玉环在玄宗心中印象不菲,只是当时武惠妃恃宠在侧,使他无心他顾。至于在另外一些社交场合的见面则不可枚举,杨玉环的姿容仪态、风度举止都深深地烙在李隆基的心中,因此,一经高力士提出要杨玉环入宫,李隆基那枯槁的心一下子就复活了。
  玄宗夺妻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唐玄宗照例到骊山温泉宫行幸。第二天上午,玄宗便派御妹玉真公主前往寿王府邸,诏令寿王妃杨玉环前往骊山侍驾。毫无疑问,这道诏令意味着寿王夫妇爱情生涯的结束。
  杨玉环辞别寿王,随玉真公主来到华清宫。这一次,她陪侍李隆基度过了18个夜晚。李隆基内心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兴高采烈地对高力士说:“朕得玉环,如获至宝,实是平生第一快事。”此次骊山相会,对于22岁的杨玉环和56岁的李隆基来说,各自的生活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大唐王朝开始上演一幕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唐朝虽然民风开化,但传统的封建礼教还是束缚人们的头脑,就算是皇帝也不敢公然违背事关重大的伦理纲常。唐玄宗的举动颇有“乱伦”之嫌,他既要达到目的,又要遮人耳目、便不敢堂而皇之地将杨玉环迎入宫中,公开册立为妃。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当初,玄宗近9岁时,其母窦氏被武则天秘密地杀死于神都(洛阳)内宫。玄宗即位后,将生母奉为皇太后,并把每年正月初二定为太后忌辰,例行悼念。如今,玄宗为使杨玉环尽早脱离寿王府,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便让她自度为女道士,去为窦太后荐福,同时,赐其道号为“太真”,移入“太直殿”内居住。太真殿位于大明宫中,通过一条复道可直达玄宗居住的兴庆宫,双方往来十分方便。杨玉环名为“太真道士”,实际上已经是李隆基朝夕不离的妃子了,杨玉环入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赢得异乎常人的宠幸,史称“礼遇如惠妃”,“礼数实同皇后”她不必整日一身“女官”打扮,而是像普通嫔妃一样穿红披绿,尽兴梳妆。宫中人都称她为“娘子”,凡事无不毕恭毕敬。玄宗更是日夜围着她转,其地位上升之快,就连以往的武惠妃也无法相比。
  李杨之恋 李隆基对杨玉环的宠爱,最初是受其容貌的吸引。杨玉环正值青春年华,更兼天生丽质、体态丰盈、举止娴雅、雍容华贵。确如白居易《长恨歌》所描绘:“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隆基一生好色,尤其到了老年以后,精神更加空虚,一直渴望有一个像武惠妃一样才色俱佳的女子陪伴左右。杨玉环既有年轻女子的姣美,又有着少妇的妖娆。她没有后宫嫔妃那种死气沉沉、故作妖媚的脂粉味道,其柔媚中透着纯真、直率、泼辣甚至放纵。她言行举止不甚循规蹈矩,时而表现出平民女子的野性,这恰恰足以给李隆基濒于死寂的心以强烈刺激。他像一个被重新点燃青春之火的年轻人一样,开始陷入一种近乎疯狂与痴迷的恋爱之中。据说,他在骊山温泉初次召幸杨玉环后,当夜便赠予金钗钿盒,以为定情信物,并亲自为杨玉环戴上,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杨玉环除了有出众的容貌,还具有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是一位“善歌舞,通音律”的女子。这恰可与多才多艺的玄宗相匹配,结为艺术知音。唐玄宗的音乐才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他的父亲唐睿宗以喜音律而著名,玄宗自小在深宫中与乐工为伴,长大后“万知音律”。在作曲方面,他可以即事谱曲,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比一般的乐工还要技高一筹。他会弹奏多种乐器,尤其精通羯鼓。羯鼓本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鼓声雄健,能给许多乐种伴奏。玄宗曾多次在宫廷宴会或小范围的欢娱场合亲自击鼓尽欢,成为当时宫廷音乐界的一大盛景。唐玄宗曾经研习印度佛曲《婆罗门曲》,加上自己的想像和感受,创作了《霓裳羽衣曲》,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唐玄宗将此曲交给杨玉环,命她依韵而舞。杨玉环稍加测览,便心领神会,当即载歌载舞地表演起来。歌声婉转若凤鸣莺啼,舞姿蹁跹如天女散花,使观者仿佛身临众仙齐舞、飘渺神奇的瑶池之会。她对乐曲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玄宗高兴不已。
  此外,杨玉环还是一个智巧过人、善于察言观色、以缠绵之情取悦玄宗的女子。她侍候唐玄宗,无时不揣摩其心意。一天,唐玄宗与亲王下棋,并令贺怀智独奏琵琶,杨贵妃站在棋局前观看。唐玄宗眼看就要输棋了,杨贵妃将怀里的猫扔在棋盘上,扰乱了棋局以乱其输赢,唐玄宗因此十分高兴。秋天的八月,太液池上有数千朵白莲花盛开,玄宗与贵戚在一边饮宴观赏,左右都叹羡不已。玄宗指着杨贵妃对左右感叹道:“怎么比得上我的解语花?”
  天宝四年(745)七月,唐玄宗颁布诏令,册立韦照训的女儿韦氏为寿王妃,从而结束了自杨玉环入宫后寿王就一直没有正妻的局面。新王妃的册立,为唐玄宗名正言顺地将杨玉环纳入后宫做了铺垫。十天以后,经过精心安排,入宫五年一直身份不明的杨玉环正式接受了唐玄宗的诏命,被册封为“贵妃”,从此两人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一起了。
  未立皇后 关于杨贵妃,人们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如此宠爱她的唐玄宗只封她为贵妃,而不册封她为皇后呢?这一点比较奇怪,而且皇后的位子已虚悬多年了。而杨贵妃又为什么不恃宠向唐玄宗提出册立皇后的要求呢?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玄宗看中的是自己儿子寿王瑁的妃子,唐玄宗为得到她,先让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女道士,但毕竟是公公娶媳妇。在重视礼制的封建社会,这种败坏伦常的妇女哪有资格做“母仪天下”的皇后呢?唐玄宗不能封,杨贵妃也不好提。因而直到死,杨贵妃也未被立为皇后。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玄宗之所以不封杨贵妃为皇后,是从寿王身上考虑的。杨贵妃被夺走,给寿王留下了感情上的创伤,同时也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旦发生重大变动,很可能引发宫廷政变。再考虑到杨贵妃长期没有生子等因素,唐玄宗在过完61岁大寿的时候,就将册立杨玉环的诏书公布天下,立其为妃,而不是册立其为皇后。
  由此说来,玄宗在杨贵妃新承恩泽之时,既可以“春寒赐浴华清池”,又可以“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但对于女色的宠幸仍然不曾到紊乱政治秩序的程度,他只是在生活上、情感上纵情地放荡,却不曾拿政治开玩笑。不过,杨贵妃在宫内的礼遇与当年的武惠妃相同,虽然只是皇贵妃的名号,礼数实同皇后。

安禄山其人
 
  安禄山本姓康,名轧荦山,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后因其生父早逝,做女巫的母亲阿史德氏改嫁突厥番官安延偃,而改姓安,名禄山。
    安禄山发迹 有人说安禄山相貌丑陋,其实不然。史书上记载,安禄山“其肥白”,“伟而暂”,足见安禄山青年时代雄伟而白暂,略显胖一点。安禄山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他聪明多智、善测人意,通晓六种“蕃语”,当过突厥与唐朝进行互市贸易时的中介人“互市牙郎”。30岁那年,安禄山步入军旅,投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被任命为“捉生将”。捉生将是唐代边郡主帅对部下能活俘敌人的骁将所加的称号,说明安禄山有智擒敌人的本领。张守珪十分喜欢他,就认他为养子。
  安禄山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2)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奇迹。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文、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这是在玄宗时期一个守边大将最快的发迹之路。安禄山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发迹呢?
  安禄山往上爬的诀窍有两条:一是靠贿赂送礼,一是献“忠”心以取媚。“岁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不绝于路,郡县疲于递运。”安禄山送礼还非常讲究投其所好。玄宗喜音律,还建了一个音乐班底,安禄山自范阳来朝入觐,便献上几百支的白玉箫,那玉箫所吹出来的声音世间少有。
  安禄山利用进京城朝见皇帝的机会,极力赢得皇帝的欢心。他第一次正式入朝到长安拜见唐玄宗时便装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很肉麻地对玄宗说:“臣生蕃戎,得到陛下的宠荣,没有什么才能可以报答圣恩,愿以死报效陛下。”玄宗听了,很是喜欢。
  安禄山个子很高,貌白体肥,体重曾经达到350斤,不能自己穿衣服,乘马需要专门测试马的负重。玄宗见他这个样子,就好奇地间:“你腹中何物之有,怎么会这么大呢?”安禄山答:“没有什么,只有对陛下的一颗赤心!”一句话,赢得了玄宗的欢心。还有一次,唐玄宗命安禄山见太子,他视而不拜。左右劝他拜,他拱手而立反问道:“臣是胡人,对朝廷的礼仪不熟悉,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衔?”唐玄宗居然相信了他,还给他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他便是新的君主。”安禄山仍然故装无知:“臣愚笨,从前只知道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储君。”
  对于臣下尤其是这样一个胡将向他表达赤胆忠心,玄宗是很满足的,以致后来每当有人向他提及安禄山的不是,玄宗就不高兴,即使他信任的宰相杨国忠和皇太子劝他不要对安禄山如此宠信,玄宗也不放在心上。玄宗甚至将那些提醒他安禄山会造反的人送到安禄山那里处置。到了后来,安禄山已经起兵叛乱,玄宗还坚持把认为安禄山会反的人押往范阳。
  安禄山发迹靠的是贿赂与献“忠”取媚,但从根本上说,在众多的蕃将中,安禄山的地位尤其特殊,备受荣宠,这是跟北疆的军事形势分不开的。玄宗时期,在东北边疆的心腹大患是奚、契丹“两蕃”,天宝四载(745)三月,玄宗以外孙女静乐公主嫁契丹王李怀节,外甥女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宠。不到半年,契丹、奚各杀公主以叛唐。由于大唐帝国在西北实行进攻的态势,在东北实行防守,如何有效抵御“两蕃”的肆扰是玄宗对范阳、平卢节度使寄予的无限期望。
  唐玄宗朝的宰相李林甫为了杜绝边帅入相之路,建议“用寒畯胡人”为将,认为“胡人则勇决可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十分赞同李林甫的观点,于是诸道节度都是用胡人,比如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安禄山为了赢得玄宗的信赖,不惜多次设宴诱骗契丹,酒中加了麻醉用的莨菪子,预掘一坑,待契丹头人昏醉之际将其杀死,首级送往京师献捷,尸体埋到坑中。唐玄宗很欣赏安禄山“战必克平,智能料敌”的本领。在唐玄宗看来,安禄山这样的人不仅忠诚,而且很有才能,“既表勤王之诚,屡伸殄寇之略”,正是自己可以依赖的保障北方边疆安全的“万里长城”,因此重用而不疑,委以三镇节度使。河东镇的治所在太原府(今山西太原),有士兵55000人;范阳镇的治所在幽州(今北京西南),有士兵91400人;平卢镇的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有士兵37500人。三镇兵约近20万,占全国镇兵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还是天宝初年的统计数字,及至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镇兵应当超过20万。由此可见安禄山地位的重要性,这也是唐玄宗宠用他的根本原因。
  安禄山谋反 由于唐玄宗的“特加宠遇”,安禄山不仅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拥有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东平郡王等头衔外,还成了杨贵妃的“养儿”,母亲、祖母皆赐国夫人,十一个儿子都由玄宗赐名,真是“富贵之已极”。史称:“禄山恃此,日增骄恣。尝以曩时不拜肃宗(太子李亨)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也就是说,安禄山当时为讨好唐玄宗而有不拜太子的经历,见唐玄宗年事已高,恐太子执政后对自己不利,所以先下手为强,发动叛乱。
  大约天宝九载(750)以后,安禄山把自己的“异志”化为积极的行动,从各个方面为造反作具体的准备。
  首先,在军事方面,继续修筑雄武城,大贮兵器。先后收养了同罗、奚、契丹等族的壮士,名日“曳落河”,约8000余人。这些人感恩竭诚,骁勇善战,以一当百。又蓄养单于、护真大马数万匹,牛羊五万余头,还囤积了大量的粮草。暗中通过诸道商胡兴贩,购置巨额的军需物资及珍宝。其次,在组织方面,安禄山善于收罗各种人才,并能做到使之为己所用。
  李林甫去世之前,安禄山还不敢贸然地揭起叛旗。一是准备工作尚需时日,二是起兵的借口一时还没有,三是李林甫专权,以长期任宰相的威望与铁腕手段,尚能控制全国局势,安禄山不敢轻举妄动。安禄山获得玄宗的恩宠,与李林甫多次在玄宗面前美言是分不开的,有人上言禄山必反时,李林甫就出来辩护。史称,安禄山对诸大臣都十分轻慢,惟独怕李林甫,即便是严冬时节见李林甫,他都会汗流浃背。李林甫比安禄山还狡猾,边境重用蕃将,是李林甫提出的,当然,他也知道如何去控制蕃将。不过出现“安史之乱”的结局,是狡猾的李林甫始料不及的。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安禄山对其十分蔑视,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所谓的蔑视,即看不起杨国忠,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安禄山此时的实力达到了天下之冠,再也没有能与安禄山相抗衡的将领,有了资本自然会趾高气扬,所以不把杨国忠看在眼里。大概安禄山一直想当宰相,而杨国忠执政在一定程度上断了他的入相之路,史称“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疑”,说到了事情的实质。安禄山与杨国忠的矛盾就由此显露出来。也正是这一点,促使安禄山加快了策划叛乱的步伐。
  杨国忠没有能力制服与控制安禄山,便在唐玄宗面前多次说安禄山要造反,早已荒于理政的唐玄宗自然无法作出自己的判断,不会轻易地听取杨国忠的话。天宝十二年(754)冬天,杨国忠随从玄宗在华清宫,多次说禄山必反,甚至说陛下试试看,召他必不来。天宝十三年(754)正月,安禄山却奉命入朝来,这使得杨国忠的预言破产。安禄山到了华清宫,向玄宗哭诉:“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玄宗被蒙蔽了,越发信任安禄山。安禄山启程回范阳时,玄宗甚至亲自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赐给安禄山。
  不过,唐玄宗的特殊恩宠方法不再起效了。安禄山害怕杨国忠暗算,急驰出关,以日行三四百里的速度直奔老巢。起兵叛乱的决心定了,进入了紧急部署的阶段。
  天宝十四年(755)七月,玄宗派中使马承威带上“玺书”召安禄山,“玺书”是这样写的:“朕与卿修得一汤,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华清宫。”这次,安禄山绝不会奉命入朝了,对中使很不礼貌。马承威返回长安,向玄宗泣日:“臣几不得生还。”
  天宝十四年十月,唐玄宗、杨贵妃以及杨国忠等照例到华清宫,在“歌舞升平”的小天地里快乐生活。而遥远的范阳,安禄山正在调兵遣将,一场大叛乱即将来临。

养儿与母亲的“罗曼史”
 
  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的亲密关系,唐人以及后来的笔记小说和稗史杂录,都称杨贵妃与安禄山关系暖昧,加上历代文人的大肆渲染,把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情说得有根有据。
  野史故事 《中国野史大观》中是这样记载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故事的:话说安禄山凭借奸诈残忍、诡计多端,并善于揣靡人的心意,因此一路升迁,最终被授范阳长史兼御史大夫,成为唐明皇的宠臣。但是他心术不正,既想夺下大唐江山,又想染指贵妃杨玉环。
  他知道,要让唐明皇放松警惕,就必须要做出一副憨厚相,只有这样,才能让唐明皇对他与杨玉环的相处不致生出醋意,于是他就利用自己是蛮夷之人这一点大做文章。
  一天,安禄山前往御花园游览,唐明皇在花丛的树阴下纳凉,看见安禄山便挥手招呼他过来,安禄山快步上前拜见明皇。正在这时,杨贵妃也趁着风和日暖,乘坐香车徐徐而来,手指着安禄山问道:“这个人是谁?”明皇告诉她:“他是平卢节度使,姓安名禄山,原本是塞外之人,雄壮有力,勇猛无敌,朕爱他忠诚直率,留京师跟在身边。”继而又笑着说:“禄山曾经是张守珪的养子,今日侍候朕,也就是朕的养子。”杨贵妇说:“诚如陛下所告谕,这个人可说是个好孩儿。”明皇笑道:“妃子以为是个好孩儿,那就把他当儿子抚养吧。”杨贵妃眼睁睁地看了安禄山好半天,笑而不答。安禄山听了这话,赶忙起身走到阶前,叩拜杨贵妃说:“臣儿今祝母妃千岁。”明皇听了,笑着说道:“禄山你失礼了,要拜母亲,必须先拜父亲才是。”安禄山对明皇磕头作揖说:“臣本是塞北胡人,胡人的习俗是母在先父在后。”明皇与杨贵妃都说:“从这件事也足见他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这时左右的杯盘已经摆好,三人手执金杯,开怀畅饮,杨贵妃微醉,更增添了几分妖冶艳丽、倾城倾国之色,流露于杯酒之间。禄山早就听说杨妃的美貌,今日得亲睹芳容,欣喜之情不可言状,这次把妃子认做母子,将来相聚的日子无尽无休,因此一个坏心眼就乘着醉意如潮涌起。杨贵妃本来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不管漂亮与否,只爱惜少年,喜欢壮士,今日见禄山膘肥体壮,鼻梁高隆,英雄气概可掬,因此,一个不良的念头也随着春水荡漾而来。二人淫心邪念,一拍即合,宫廷的秽乱,此时已露出端倪。
  有一次安禄山进宫后,杨贵妃命宫人用锦绣绸缎做了个大襁褓,称之为“绣绷子”,把安禄山裹起来,叫宫女们用“彩舆(彩车)”抬着,在后宫戏闹。唐玄宗听到欢笑声,派人去问,侍从报告说:“贵妃给儿子安禄山洗身,洗好了之后又把他裹了起来,所以欢声动天。”
  以上记载也见于《太真外传》中,可见民间广泛流传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秽闻。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以及杨贵妃依照当时的风俗玩“洗儿”游戏,各种史籍都有记载,其真实性是无需怀疑的,但他们的暖昧关系并不见于正史记载。
  暖昧理由 当然,安、杨二人是否有罗曼史,倒不能完全根据正史有否记载来判断。
  认为安、杨有暖昧关系的人所提供的理由是:当时杨贵妃备受唐玄宗宠爱之时,也正是安禄山甚为玄宗宠信之时,两人惺惺相惜,难免互生好感。再者,杨贵妃倾国姿色,既为一代天子唐玄宗无限宠爱,政治野心家安禄山焉能没有贪色之欲呢?否则,为什么当他初次看到杨贵妃时,“禄山心动”,后来又听说杨贵妃在马嵬坡被杀时,又“数日叹惋”,而安禄山自己又是长安仕女都十分喜欢的异国混血儿。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杨贵妃在安禄山生日时欢天喜地,又常与安禄山“对食”,表现非常亲热,可见,杨贵妃是喜欢安禄山的。从两人的心态分析,发生罗曼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白居易诗云:“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能胡旋。”杨贵妃与安禄山以善舞胡旋著名,这是唐人所公认的事实。既然两人都有共同的爱好,在一块儿切磋胡旋舞在所难免。在动听而温馨的音乐声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眉来眼去,以至于发展到有不可告人的私情,这大概是必然的。
  治史严谨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称:安禄山能自由出入后宫禁院,无所顾忌,猥亵嫔妃,还时时与贵妃同食,甚至彻夜未归。“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时,曾“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由于他治学严谨,引用材料是经过比较、推敲、考订后才采纳的,由此可知书中所言是有参考价值的。
  私情难立 然而,近代某些史学家却认为两人的情史纯属捏造。其实,无论是从当时的宫禁制度,还是从当时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感情来看,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情都很难成立。
  杨贵姐不仅不同于一般百姓,而且不同于她的姐姐虢国夫人,不具备与藩将发生私情的条件。从贵妃与唐玄宗的感情来看,外人插足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晚年的唐玄宗对女性美的渴望,已由少年天子那种单纯迷恋肉体情欲,逐步过渡到一种对审美情趣的追求,更加看重彼此间感情志趣的投合。史称杨玉环“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说明杨玉环不仅仅是以美色诱人,而且能够心灵相通。两人之间的爱情,逐渐由最初的一厢情愿而演变为相互依赖、相互眷恋。天宝年间发生的两次出宫事件便是很好的例证。
  天宝五年(746)七月,杨贵妃因为唐玄宗选美而吃醋,惹怒了玄宗,被遣送回哥哥杨铦家。一般来说,拥有三千佳丽的皇帝发遣一个嫔妃,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唐玄宗对其他妃子也有过类似的做法,事后都无动于衷,惟独这次对杨贵妃的出宫表现了异常的情绪。据史书记载:“是日,上(玄宗)不怪,比中日,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捶挞。”也就是说,杨贵妃离开唐玄宗不到半天,玄宗就“不怿”,很不高兴了。到了中午,连饭都不吃,什么都不称心。倒霉的是那些服侍的内监与宫女,他们成了皇帝大发雷霆的出气筒。高力士知道玄宗的心思,就把供帐、器玩等办了数车,又把玄宗的御馔分了一半,送到杨家奉给了杨贵妃。尽管这样,唐玄宗仍然很不高兴。高力士于是又“奏请迎贵妃归宫”。这完全说到了玄宗的心坎上,于是立即以采纳臣下意见的名义迎贵妃回宫。据史书记载,那天夜里,玄宗命打开“禁门”,迎回杨贵妃。唐代宵禁极严,“禁门”以及其他坊门、市门关闭之后,不准随便开放。从杨铦住宅祟仁坊,经安兴坊,需开二道坊门;从城坊到兴庆宫内,又需开宫殿门。玄宗居然准许为迎贵妃而夜开“禁门”与坊门,一路上都由禁军护送。这在唐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杨贵妃回宫后,主动向玄宗请罪,而玄宗则对贵妃再三抚慰,第二天大摆筵席表示庆祝。
  天宝九年(750),杨贵妃“忤旨”再次被送出皇宫。这次风波的结局和上次相似,以闹剧始,以喜剧终。当时有个叫吉温的大臣上奏玄宗说:“妇人家见识不远,顶撞了皇上,但贵妃终究久承恩宠,为什么您不在后宫留一块地方,作为她的葬身之地,而偏偏让她到宫廷外面忍受屈辱呢?难道您真忍心这样做吗?”玄宗听后,神色黯然,立刻派遣后宫官员张韬光前往杨贵妃的住处抚慰,并赏赐御馔。贵妃哭着请张韬光转奏玄宗说:“我没有顺从皇上,罪当万死。我的一切都是皇上恩赐的,只有肤发是父母所给。”杨贵妃用剪刀剪下一绺头发,请张韬光转奉玄宗。唐玄宗看后,“挥涕悯然”,就又马上派高力士把杨贵妃召回宫中。经此风波,两人往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分离了。
  唐玄宗的宫闱生活以与杨贵妃的结合作为明显的分界线。此前,除武惠妃死前几年外,唐玄宗多情多欲,溺于众爱。《开元天宝轶事》中记载了玄宗“随蝶所幸”的轶事。说玄宗未得杨贵妃的时候,宫嫔千数,无可悦目。于是玄宗让诸嫔妃鬓上插花,然后亲自放出蝴蝶,蝴蝶停在哪个妃子发上,玄宗就在夜里幸那个妃子。随蝶所幸,恰恰是唐玄宗的反常心态的表现。一旦找到了真正的所爱之人,就会恢复常态,“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传说的真实性如何,难以判断,但说明了玄宗对杨贵妃爱得很专一。
  杨贵妃与唐玄宗形影不离,“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即便是天宝五载(746)和天宝九载(750)杨贵妃因忤旨两次被驱逐出宫,唐玄宗立即就情绪异常,坐卧不安,当天就把杨贵妃召回宫中,可见,夜不伴驾是不可能的。
  安禄山当时野心勃勃,其主要目的是了解、掌握玄宗的动态,以利于发展个人势力。安禄山认杨贵妃为母,是在杨贵妃第一次出宫后。当时杨贵妃重新回到内宫,“宠冠六宫”。安以“请为养儿”讨好杨贵妃,正是为了获得唐玄宗的欢心,绝不是为了私情。安禄山能装成傻乎乎的样子,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容忍贵妃做“洗儿”游戏,可见是一个非常看重自己政治前途的人,绝不会冒着牺牲自己前程的风险去调戏杨贵妃。而杨贵妃刚经历了第一次出宫风波,回宫之后和玄宗更加恩爱,行事也会小心一些,肯定不会和安禄山发生私情。如果两人真有私情,当然更不敢公开地玩“洗儿”游戏。
  杨贵妃两次出宫,唐玄宗都魂不守舍,已经具有了爱情的专一性了。唐朝风俗再开放,在专宠杨贵妃的情况下,唐玄宗也不可能容许其他人染指自己的爱人。在“洗儿”事件中,唐玄宗听到后宫喧闹,赶紧让旁人去问,可见他并不糊涂,也没有被蒙蔽,而是非常关注后宫事情的。
  “洗儿”事件事出有因。天宝十载(751)正月初一,安禄山生日,唐玄宗和杨贵妃赐给“养儿”大量的衣服、宝器、酒馔等。初三,召安禄山入内宫,杨贵妃“洗儿”。后来,玄宗也出来看热闹,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此以后,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让他出入禁宫。
  由此可以说,杨贵妃与安禄山有罗曼史一事,可能是出于人们厌恶安禄山的一种宣泄编排,不足作为信史。仔细琢磨司马光的用词,对于私情之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所谓“颇有丑声闻于外”,大概是说外人对安禄山随便出入后宫禁闱有议论而已,并非肯定私情的存在;而“上亦不疑也”,则明确说出唐玄宗并不相信安禄山会与杨贵妃发生不正当关系。
  既然绯闻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杨贵妃为什么又常与安禄山“对食”,表现得非常亲热呢?仔细分析,就安禄山来说,凡是能讨好于唐玄宗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就杨贵妃来说,她已过而立之年,尚未有一男半女,宫中嫔妃无子,必然感到遗憾。所以,杨贵妃以假当真,把外表憨厚的安禄山当成养子,借此来弥补自己的遗憾心情,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满足方式。且杨贵妃在后宫中所接触的有趣之人并不多,而安禄山诙谐幽默、会胡舞、擅长逢迎,给杨贵妃带来了许多快乐。如果把两人这种互相利用的状态看成有私情的存在,似乎有点过分。

杨贵妃生死之谜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玄宗从温柔梦中醒了过来。六月十三日,玄宗急忙率领一小部分亲信逃出长安。逃亡的第二天,在玄宗途经马嵬坡时,发生了兵变。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马嵬之变”。
  马嵬兵变 按照旧史的说法,兵变的首倡者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出身于飞龙军系统的太子贴身宦官李辅国乃是中介人,太子李亨只是被动的角色。其实,这样的记载是为尊者讳,掩盖了历史真相。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太子李亨同亲信密定之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密谋策划以非常手段对付杨国忠,这一行动或许在长安城内就已开始。玄宗避乱出逃,离开京师时的全部队伍约有3000余人,殿后的太子李亨的后队人马就有2000人,其中包括禁军中的精锐部队——飞龙禁军。他的儿子广平王和建宁王在出逃的队伍中“典亲兵扈从”,这给李亨发动政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说唐朝前期历次宫廷政变都要煞费苦心地攻占玄武门才能取得成功的话,此番君臣已离宫禁,僻处野外荒郊,利用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一场政变,已可稳操胜券。
  六月十四日,逃亡队伍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北23里)。禁军将士因饥疲劳顿,已有不逊怨言。队伍的骚动给暗中操纵与策划兵变的太子李亨提供了绝好时机。
  偏又凑巧,杨国忠骑马从驿中出来,被二十几位吐蕃使者拦住,向他陈诉没有食物吃,并请示归途。工在这个时候,禁军中有人大声喊道:“杨国忠与胡虏谋反。”杨国忠见事不妙,骑马想跑,被人一箭射下马,然后被乱刀砍死。他的儿子及韩国夫人也被乱军杀死。随后,陈玄礼又上奏玄宗说:“国忠谋反己诛,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陈玄礼表达了军士们的忧惧:如果杨贵妃依旧在皇帝身边,那么,诛杀杨国忠的将士们岂敢自安!
  玄宗见禁军要挟自己杀死杨贵妃,便倚杖回身转入驿内,倾首而立,很久未发一言。他认为: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的反谋?朕若杀她岂不是累及无辜?高力士见状,忙上前跪禀:“贵妃确实无罪,但将士们已杀了宰相,贵妃仍在左右,将士岂能自安?请陛下审时度势,将士心安才能确保陛下的平安呀?”玄宗见已无法挽回,无奈之中命高力士传谕,赐贵妃死,同时与她诀别,愿她“善处转生”;贵妃也挥泪揖别,并叮嘱皇上前路保重。就这样,年仅38岁的杨贵妃被缢杀于驿中的佛堂。死后,陈尸于天井之中,请禁军将士验明证身。众军士看到杨贵妃真的被杀,这才整齐队伍继续西行。
  四种说法 杨贵妃命丧马帷驿,是史书上记载得明白无误的事。但是,对于杨贵妃的最后归宿,却有其他的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杨玉环死里逃生,削发为尼。唐玄宗从避居蜀地到返回长安,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等到要迁葬杨贵妃的时候,却看不到尸体的半分踪迹,说是“肌肤已坏,香囊仍在”。既然找不到她的尸体,就有可能死里逃生了。杨贵妃死里逃生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当时缢杀她的人有意或者是无意,让她气绝而未毙命。另一个是当时被缢杀的不是杨玉环,而是一位宫女。因为陈玄礼无缘近窥“娘娘”的玉容,辨不清杨贵妃的真正面目,很容易被蒙骗过去。杨贵妃出了马嵬坡后,换装隐逃南下,具体到了什么地方,后来终老何处,则又说不清了。想起杨玉环曾经做过女道士的经历,有人猜测她很可能隐匿于某个女道观。
  第二种说法是杨玉环死于乱军之中。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李益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诗句,说明杨玉环死于乱刃。杜甫《哀江头》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血污”二字暗示非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有血的。然而刘禹锡《马嵬行》一诗却有如下诗句:“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说是吞全面死的。
  第三种说法来自日本民间和学术界。这种说法认为,杨玉环逃亡日本,且说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仅是一个侍女。杨玉环被安排护送南逃,扬帆出海,经过海上的漂泊,最后远逃至山口县向津具半岛油谷町村。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当地的“二尊院”中还有杨贵妃的坟墓;大津郡的《郡志》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唐玄宗得知杨贵妃东渡扶桑,难舍旧情,派特使送来两尊佛像,并苦苦劝她回国,再享富贵。杨贵妃拔下一根玉簪答谢了玄宗,后在当地无疾而终,今日的“二尊院”即由此得名。
  另据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这种说法更加离奇。
  关于杨贵妃东渡到了日本,是最饶有趣味的一种说法。现在日本的山口县自称是杨贵妃的故里。有一位作家旅游经过那儿,发现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路边都是杨贵妃商店、杨贵妃酒馆、杨贵妃宾馆等等之类。那儿的人声称杨贵妃在那儿还有后代,后代姓八木。作家问二尊院当时的长老,说杨贵妃在你们这儿埋着,有什么证据吗?长老拿出了两本书,说是二尊院五十五世长老慧学记录留下来的东西。上面讲:“天宝十五年七月,唐玄宗爱妃杨玉环乘空栌舟于久津唐渡口登岸,登岸后不久死去,里人相寄,葬于庙后。”又说:“六军既发,贵妃气息有所和缓,着人救之,造空栌舟,置数月粮食于舟内,放逐海中,任其漂流。”空栌舟是什么舟?就是没有橹的舟,没有船橹的舟,能从中国到日本吗?同时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渡了好几次,最后双目失明了,才渡过去。没橹的舟能渡过去,这有点神话了。
  但二尊院的长老却说这不是神话,他建议作家到油谷町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唐渡口去看一看。据说,杨贵妃是在唐渡口登陆的。在唐渡口,作家看到了令她吃惊的一幕,海滩上遍布着中国的垃圾,还有韩国漂来的东西。据当地人说,这些是一股从中国来的海流带来的。杨贵妃是借助这股海流漂到这儿来的。谷町村这个小渔村是一个海流的回旋,所以在这里登陆了。
  贵妃必死 那么,杨贵妃究竟是丧命马嵬驿,还是死里逃生去了别地?通过分析当时的形势,我们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杨贵妃能死里逃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缢而不死,二是用掉包计。兵变首领陈玄礼无缘近窥“娘娘”的玉容,辨不清杨贵妃的真正面目,很容易被蒙骗过去。而且,陈玄礼强迫皇帝处死了杨贵妃,心里也非常胆怯。据史书记载,“六军将士闻杨贵妃死讯,即欢呼,陈玄礼免甲胃而拜”。因为杀杨贵妃实在有损于皇帝的尊严,是犯上,大不敬。在这种情况下,陈玄礼再去仔细验看杨贵妃遗体,应该是更大的不敬。所以,陈玄礼验明正身很有可能只是走了一下过场。
  陈玄礼走了过场,并不意味着执行缢杀杨贵妃任务的内侍敢走过场。有人认为当时至少有三个人可以帮助杨贵妃逃过这一难:一是杨贵妃的前夫寿王李瑁,此人当时是调节唐玄宗和军队及各方面关系的主要人物。二是高力士,高力士和杨贵妃的关系更不必说,这个高力士设计杨贵妃先当女道士,再改嫁唐玄宗,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不可能忍心把她勒死。三是杨贵妃的侄子杨暄。杨贵妃的其他几个侄子都被士兵杀死了,只有这个杨暄没死。杨暄的职务是鸿胪卿,相当于外交部长,危难之中侄儿救姑姑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所有的推测都忽略了兵变最重要的起因。须知当时的兵变是太子李亨一手策划的,他煽动士兵诛杀杨氏,矛头是指向玄宗的。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借诸士兵之手危及玄宗的人身安全。兵变发生后,玄宗亲自告谕军士,令各归本队,并加以慰劳。嘈杂的禁军队伍集于驿站之外,仍不散去,不时传来刀枪的撞击声。局势已经不是玄宗以及他的支持者所能控制的了,他们当时的惟一愿望是保证玄宗的人身安全,根本无法顾及到杨贵妃。
  当玄宗犹豫不决,舍不得赐杨贵妃死时,和杨贵妃关系好的高力士却劝说玄宗接受陈玄礼的要求,“将士心安才能确保陛下的平安”,认为如果拒绝,后果将难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是没有心思和时间去想办法弄虚作假或掉包的,因为这是极端危险的。只有验明死尸之后,军士们的愤怒才会平息,才会继续拥护唐玄宗西奔人蜀。当时士兵的愤怒,如熊熊烈火,任何小手腕都会被认为是在欺骗他们,他们的怒火会更盛,可能会做出过激的行为。陈玄礼身为臣子,从道理上讲,不会仔细检查,但如果太子李亨想借此事做文章,挑动士兵们起哄要求仔细验身证明,如果缢死的不是杨贵妃本人,便以此为借口危及玄宗生命,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救杨贵妃的行为都是拿玄宗的生命开玩笑,玄宗一方只能选择缢死杨贵妃。杨暄虽是杨贵妃的侄儿,也会以玄宗为重。杨贵妃的前夫李瑁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这个调节玄宗与军队和各方面关系的人,只有在玄宗接受并真正实施了军队的要求才能顺利调节,以保证父皇的安全。杨贵妃作为牺牲品,就不得不死了。
  就唐玄宗来说,杨国忠的被杀,尚可容忍,甚至还出来“慰劳”军士;而要杀杨贵妃,就非经过一番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不可。他和高力士一样明白,“贵妃诚无罪”。贵妃深居内宫,不涉朝政,不是政治性人物;堂兄的种种专权误国的罪行,不能由她来承担。然而,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要对被激怒了的局外人讲清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即使有谁出来解释,又怎么能获得谅解呢!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包括玄宗自己敢于辩护一下。外有将士们与陈玄礼的威迫,内有高力士与韦谔的劝说,唐玄宗只能作出赐贵妃死的决定。当天傍晚,杨贵妃的尸体被草草地埋葬在驿亭西一里左右的路旁土坡下。
  当军士们的愤怒平息后,玄宗与陈玄礼等将士有一场谈话,其中只谈到杨国忠的被诛,一字不涉及杨贵妃之死,可见玄宗心中隐藏着多么难言的痛苦与悲哀!谈话结束,陈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此时此刻的唐玄宗绝不会有一丝喜悦的。有力量统治盛唐帝国达40多年的天子,竟没有能力保住一个爱妃的生命!
  至德二年(757)九月,长安光复;十月,收复洛阳;十二月,玄宗在离开长安一年半以后又回到了兴庆宫。只不过他离开的时候是大唐天子,再次回来已经是太上皇了。地位的变化让玄宗十分失落,而杨贵妃的逝去则令他感伤不已。野史《开元天宝轶事》中记载了许多玄宗思念杨贵妃的故事。
  至德二年收复西京,玄宗自成都回长安当了太上皇。他派人祭奠杨贵妃,后来想要改葬,李辅国等人不允许。玄宗便悄悄命人移葬到别处,当初埋杨贵妃的时候用紫褥裹着,移葬的时候肌肤都寻不见了,胸前的锦香囊还在。中官葬完后将锦香囊献给玄宗,玄宗藏在袖子里。他又令画工描绘杨贵妃的图像,朝夕看着叹息。
  玄宗住在南内,夜深的时候登上勤政楼凭栏南望,忽然听见里坊中隐隐有歌声,回头对高力士说:“难道是梨园旧人吗?明日为我找来。”第二天,高力士果然找到了这些旧日的梨园弟子。杨贵妃的侍者红桃也在,她唱杨贵妮所制的《凉州》词,玄宗吹玉笛为之伴曲。唱曲完毕相视掩泣。至德年间玄宗又一次来到华清宫,从官嫔御都不是旧人。玄宗在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雨霖铃》曲,曲子演奏到一半他四顾凄凉,不觉泪流满面。左右见了也十分伤感。   有个叫杨通的道士从蜀地来,知道上皇因想念杨贵妃而不能释怀,就对玄宗推荐方士李少君。李少君竭其术寻找杨贵妃的灵魂没有找到,他出天界、入地府也都找不见。又在四虚上下寻找,到了东海的边际,登上蓬莱山,忽见最高山上有许多楼阁。到了西厢下朝东的门口,门匾上写着“玉妃太真院”。他上前拍打门环,有梳着双鬟的童女出来开门,方士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童女又进去了。不久一个穿碧衣的侍女出来问李少君从什么地方来,李少君说是天子的使者。碧衣侍女说:“玉妃刚睡下,请稍待一会儿。”
  过了一个时辰,碧衣侍女将李少君请进去,杨贵妃戴着金莲,穿着紫绡,身上佩红玉,脚上穿凤鞋,左右侍女七八人。杨贵妃问皇帝怎么样,又问天宝十四年以后的事。李少君一一叙说。杨贵妃悯然无言,她命碧衣侍女取来一个金钗钿合,折成两半,一半交给李少君说:“为我谢太上皇,将这件东西交给他。”李少君要走的时候跪在地上说:“请妃子告诉臣当时的一件秘事,否则陛下恐怕不信臣所说的。”杨贵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慢慢地说:“在天宝十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的夜里,皇上仰天感叹织女事,密相誓心说‘愿世世为夫妇’。说完了执手各自呜咽。这件事只有君王一个人知道。”又悲伤地说:“叫由此一念,犯了私欲之罪,恐怕不能再住在这里,又要堕落下界,希望与他再结来生缘。”李少君说:“太上皇也不久于人间,希望妃子自爱,不要这样自寻苦楚。”
  李少君回来回奏玄宗,玄宗震悼不已。移入大内甘露殿后每天悲悼杨贵妃。他玩紫玉笛,吹了几声便有双鹤飞下庭院,徘徊良久才离开。玄宗命人准备沐浴的东西,并说:“假如我就枕,你们不要惊醒我。”他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当然,玄宗离世并不是完全因为思念杨贵妃所致。从乾元三年被逼迁往西内太极宫之后,玄宗就失去了往日在兴庆宫的自由,每日只靠观看宫人扫除庭院、修剪草木来打发时光。不久,高力士被削职除名,流放到距京师3000里外的巫洲。旧日的宫人都不得留左右,玄宗在与外界隔绝的西内之中,完全成为孤家寡人。风云一生的玄宗在政治生命终结后,精神郁闷,百无聊赖,身体也迅速垮掉。上元三年(762)四月初五,78岁的太上皇玄宗在西内太极宫神龙殿驾崩。

真的是“红颜祸水”吗
 
  究竟是谁导致了“安史之乱”?历史的结论是:杨贵妃绝对逃脱不了干系。其实中国传统社会的男人有时真的很奇怪,一遇到说不清的事就全往女人身上推,或做事后的评论家,或做事前的预言家。“安史之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是唐代统治者在太平盛世中怠于政事,生活腐化奢侈,宠臣当政,使得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矛盾的发展,并非因一女子而起。贵妃本是不干预朝事之人,假定她进宫以后,玄宗仍如前朝那样励精图治、不懈政事、进取之心不减的话,能出现天宝末年的事变吗?显然是不会出现的。
  诚然,天宝乱政与杨国忠专权有很大关系。杨国忠并无治国辅政的才略。他上台后,擅权独断,任人唯亲,横征暴敛,比权相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国忠为了沽名钓誉,先后两次发动对南诏的战争,结果均大败而归。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唐玄宗晚年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杨国忠非但没有着力治理天宝时期“天下之乱”的政治弊端,相反却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个人矛盾的激化,更加速了安禄山叛变朝廷的脚步。
  杨贵妃本无政治野心,平日深居简出,极少过问朝政。但杨氏外戚势力,尤其是杨国忠政治势力的崛起,一方面得力于杨贵妃的扶持,另一方面又稳定了杨贵妃在后宫的地位。杨贵妃的内宠和杨国忠的外宠都要求双方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彼此倚靠,因而在杨国忠为相时期,政治上还是可以找到杨贵妃的影子的。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贵妃就深深陷入了安杨斗争的政治漩涡。
  但要看到,杨国忠受宠于玄宗,大多是因其办事精明、善于钻营所致,并非单靠贵妃的恩宠。如果是这样,杨铣、杨锜和贵妃关系比杨国忠与贵妃关系亲近得多,为何不见被重用,却委政一个和贵妃关系疏远、推恩未及的杨国忠呢?当然,不是贵妃的裙带关系,杨国忠就无缘得见玄宗,纵有天大本事也无法施展,这一点上,贵妃是脱不了干系的。
  其次,贵妃本身也是受害者和牺牲品。本来贵妃是玄宗和宠妃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之妃,本身也是荣华富贵、地位尊崇。如果玄宗注重伦理,不横刀夺爱的话,杨玉环就不会成为女道士杨太真,更不会成为冠宠六宫的杨贵妃,杨氏一门也无由得进。当然杨玉环以后也不会在历史上大红大紫、引人注目,但起码可以拥有完整的爱情和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对一个女人来讲,后者当比前者更为重要。
  由于玄宗的见色忘义,不顾自己和武惠妃20多年的感情,不顾与寿王李瑁的父子情义,硬是将22岁的儿媳抢过来,满足他一个年近60的老人的私欲,这对杨玉环本身就很不公平。这点,这个老统治者和他身边的人倒也能够体察:在“马嵬事变”中,他们都认为贵妃无罪,杀她不过是为安将士之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证老统治者的安全。后世好事者不察,一谈“安史之乱”,不把祸根找到玄宗头上,却硬要把一个受害人说成是“祸水”,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宋儒欧阳修有句最经典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玄宗的一生可说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玄宗于先天元年(712)即位,于至德元年(756)因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被迫退位。在位将近50年,也做了50年的太平天子。正因为太平日子太多,才由俭朴转为骄奢,由勤政变为溺于声色,由任用贤良变为任用奸佞,终致天下大乱,土崩瓦解。曾经有人指出:玄宗时代是以开元二十四年(736)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分界线的。之前贤相相继,玄宗也励精图治,遂成开元盛世。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承平日久,玄宗自以为天下无忧,便溺于声色,将政务悉数托付给李林甫,李林甫在相位19年,嫉贤妒能,败坏军制,直接造成了“安史之乱”,而这一切还是要由玄宗自己负责。“女色祸国”之说,不过是古儒的陈词滥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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